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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0章 水生火热（第4页）

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

清军到来，给予日军强大震慑。

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到北京谈判，清廷因西北阿古柏叛乱，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两广总督吴可指挥手下亲自参与安南内战抽不得身，加上英美法三国调停，决定妥协。

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

日本的突然举动，震动清廷，朝野哗然，再次引发了举世瞩目的海防、塞防之争。

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海防，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

等六项具体措施，请求饬令有关大臣讨论。

11月19日，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请人代递上《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海军分区设防并统一指挥，要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

清廷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条陈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及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

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因其“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

，所以特别咨请其参加筹议。

此次争论，海塞防三种观点，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个实权派之争最为引人注目，两方派系各逞手段在朝堂展开激烈争论。

海防与塞防之争“复奏”

期矛盾焦点在于防俄还是防日。

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隶总督李鸿章、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浙江巡抚杨昌睿、两江总督李宗羲等共同认定日本“阴柔而有远志”

，甚于沙俄，沙俄“志在蚕食，不在鲸吞”

，日本却是“志在鲸吞，不在蚕食”

。

而醇亲王奕环、盛京将军都兴阿、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等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

，沙俄是最大敌手，当务之急是“严备俄夷”

。

海防与塞防之争焦点在于传统与现实交锋。

传统派和洋务派，争论如何救国，是固守封建礼教典章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

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的传统派，寄希望“天朝上国”

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业文明，以“天朝礼治文化”

应对西方强权政治，指责李鸿章“以夷变夏”

是卖国。

而以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的洋务派直面惨淡，主张“舍变法用人”

。

传统与现实之争，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深化，是对政权顶层设计的新思维和新主张。

海防与塞防之争，反映清廷已成“亲贤夹相辅助，主国三公，事权无不下移”

的行政体制，军国军政大事，集思广益，广泛咨询，由疆臣复奏，海防之议参与者涉及淮系、楚系、南方三督系，守旧派、清流派等不同利益集团。

左宗棠感叹：“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行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