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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意义（第1页）

一三十年“最受欢迎”

2002年，国内出版部门统计“十年来最畅销的文学书籍前十名，”

余秋雨一人占了四本。

2010年1月，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在各省青少年读者中投票调查“谁是你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

，余秋雨名列第一，而且与第二名拉开了很大差距。

2011年上海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市民中问卷调查“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

，结果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2014年12月《成都商报》在全国读者中问卷调查最喜爱的写作人，余秋雨又遥遥领先。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开列“必读书目”

八十余本，古今中外作家中唯独余秋雨一人占了两本，不久，他们又把这个书目减少到五十余本，余秋雨仍然占据两本。

与此同时，余秋雨在台湾受欢迎的程度更是匪夷所思。

据报道，台湾著名的《远见》杂志每年都要评出1-2名“五星级市长”

，这些被评到的市长所在的城市便能享受一个待遇：余秋雨亲赴该市演讲文化。

每到那几天，这些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余秋雨的大幅照片，这是他们“竞选文化”

的衍伸。

白先勇先生2015年3月在台湾新北市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的读书会，都把余秋雨的作品当做“第一书目”

，而且已经延续长久。

为此，白先勇先生说，大家都应该为余秋雨先生在当代世界重建华文向心力，致以最高敬意。

二“最受欢迎”

的原因

余秋雨的主要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使命：重新发现中华文化。

由此，海内外的华人也从中重新发现了自己。

这也是他“最受欢迎”

的原因之一。

他对中华文化的重新发现，有以下七个不同于别人的特点：

1.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出发点：“穿越百年屈辱，寻找千年辉煌。”

因此，读他的作品总能让人超越阴郁、低琐，面对开阔、高爽。

2.不把这种寻找停留在古迹风光的记述上，而是集中为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例如晋商文化、藏书文化、石窟文化、异族文化、流放文化、君子文化、小人文化、科举文化，等等。

这些重大课题，每次在余秋雨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掀起热潮，从根本上提升了中国读者对文化的认识，不仅吸引大量学者趋附研究，而且相应遗址也会快速成为旅游重点。

3.余秋雨把这种文化寻找看成是全民的精神建设，因此特意用广大读者都喜欢的诗化散文写出，而不是停留在学术小圈子内。

余秋雨本来就是学术领域的大家，深知学术思维与普通读者之间的种种障碍，因此都尽量回避了，使广大普通读者都能喜闻乐见，没有障碍。

4.余秋雨对中华文化的重新发现，不是仅仅作案头文章，而是始终以亲自踏访各个遗迹为依据。

这就摒弃了历来文化界“从书本到书本”

、“从摘引到摘引”

的陷阱，在中国开启了实证主义、现场抵达、亲自观照的良好风气，对年轻一代影响巨大。

5.余秋雨对中华文化的重新发现，每一步都对应着对人类其他文化遗址的对比性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