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矣日本人之荒谬绝伦也！
日本保皇党为欲保持其万世一系故，苦心于中国复辟之鼓吹，以及逆徒遗老之表彰，今以王君有辫之故而引为同志，称其忠荩，亦正是这个用心。
虽然，我与王君只见过二三面，我所说的也只是我的想象中的王君，合于事实与否，所不敢信，须待深知王君者之论定；假如王君而信如日本人所说，则我自认错误，此文即拉杂摧烧之可也。
民国十六年六月四日，旧端阳，于北京。
三
听到自己所认识的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
青年男女死于革命原是很平常的，里边如有相识的人，也自然觉得可悲，但这正如死在战场一样，实在无可怨恨，因为不能杀敌则为敌所杀是世上的通则，从国民党里被清出而枪毙或斩决的那却是别一回事了。
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闽浙一带为国民党出了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
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
，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
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动，却终于一样地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怜悯。
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么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
七月五日，于北京。
四
昨夜友人来谈，说起一月前《大公报》上载吴稚晖致汪精卫函，挖苦在江浙被清的人，说什么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都是叩头乞命，毕瑟可怜云云。
本来好生恶死人之常情，即使真是如此，也应哀矜勿喜，决不能当作嘲弄的资料，何况事实并不尽然，据友人所知道，在其友处见一马某所寄遗书，文字均甚安详，又从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刘尊一被杀，亦极从容，此外我们所不知道的还很多。
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
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后身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
吴君是十足老中国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于此足见遗传之可怕，而中国与文明之距离也还不知有若干万里。
我听了友人的话不禁有所感触。
整一个月以前，有敬仔君从河北寄一封信来，和我讨论吴公问题，我写了一张回信，本想发表，后来听说他们已随总司令而下野，所以也就中止了；现在又找了出来，把上半篇抄在这里：
“我们平常不通世故，轻信众生，及见真形，遂感幻灭，愤恚失望，继以诃责，其实亦大可笑，无非自表其见识之幼稚而已。
语云，‘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谓马肿背，’痛哉斯言。
愚前见《甲寅》《现代》，以为此辈绅士不应如是，辄‘动感情’，加以抨击，后稍省悟，知此正是本相，而吾辈之怪讶为不见世面也。
今于吴老先生亦复如此，千年老尾既已显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趋而过之可矣。
……”
我很同情于友人的愤激的话，（但他并不是西什么，替他声明一句，）我也仍信任我信里的冷静的意见，但我总觉得中国这种传统的刻薄卑劣根性是要不得的，特别尤其在这个革命时代。
我最佩服克鲁巴金（？）所说的俄国女革命党的态度，她和几个同志怀了炸弹去暗杀俄皇，后来别人的弹先发，亚力山大炸倒在地，她却仍怀了炸弹跑去救助这垂死的伤人，因为此刻在她的眼中他已经不是敌人而是受苦的同类了。
（她自己当然被捕，与同志均处死刑了。
）但是，这岂是中国人所能懂的么？
十六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