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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君（第2页）

爱罗君这个名称，一个朋友曾对我说以为不妥，但我们平常叫他都是如此，所以现在仍旧沿用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二

十月已经过去了，爱罗君还未回来。

莫非他终于不回来了么？他曾说过，若是回来，十月末总可以到京；现在十月已过去了。

但他临走时在火车中又说，倘若不来，当从芬兰打电报来通知；而现在也并没有电报到来。

他在北京只住了四个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

我们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上的润泽，然而不是他这敏感的不幸诗人也不能这样明显的感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如仙人掌类似的习惯于干枯了。

爱罗君虽然被日本政府驱逐出来，但他仍然怀恋着那“日出的国，花的国”

的日本。

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沟沿一带，踏着柔细的灰沙，在柳阴下走着，提起将来或有机会可以重往日本的话，他力说日本决不再准他去，但我因此却很明了地看出他的对于日本的恋慕。

他既然这样的恋着日本，当然不能长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

（这是趣味上的，并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

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的乡愁却又是特别的深。

他平常总穿着俄国式的上衣，尤其喜欢他的故乡乌克拉因式的刺绣的小衫——可惜这件衣服在敦贺的船上给人家偷了去了。

他的衣箱里，除了一条在一日三浴的时候所穿缅甸的筒形白布袴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外国的衣服。

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俄罗斯”

的儿子。

他对于日本正是一种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恋之后，只有母亲是最亲爱的人了。

来到北京，不意中得到归国的机会，便急忙奔去，原是当然的事情。

前几天接到英国达特来夫人寄来的三包书籍，拆开看时乃是七本神智学的杂志名“送光明者”

（thelight-bringer），却是用点字印出的：原来是爱罗君在京时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时候，他却已走的无影无踪了。

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

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与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

我的兄弟的四岁的男孩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他时常和爱罗君玩耍。

爱罗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

他也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

但爱罗君极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每叹道，“唉唉，真窘极了！”

四个月来不曾这样叫，“土步公”

已经忘记爱罗金哥君这一句话，而且连曾经见过一个“没有眼睛的人”

的事情也几乎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