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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杂事诗（第1页）

今年阴历的厂甸我居然去了三次，所得到的无非都是小书零本罢了，但是其中也有我觉得喜欢的，如两种《日本杂事诗》即是其一。

黄公度的著作最知名的是《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年梁任公在日本付印的原本今虽少见，近年北平有重校印本，其次《日本国志》四十卷，浙江刻板今尚存在。

这两卷《日本杂事诗》虽然现在不大流行，在当时却很被人家珍重，看它板本之多就可以知道。

我在去年的厂甸买得一种，是光绪十一年十月梧州刻本，有黄君新序。

今年所得的其一为天南遁窟活字板本，题曰光绪五年季冬印行，前有王韬序则云光绪六年二月朔日，可知是在次年春天才出版的。

又其一是光绪廿四年长沙刻本，有十六年七月的自序，末附戊戌四月的跋。

在王韬的《扶桑游记》中卷，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条下致余元眉中翰书（又见《弢园尺牍》卷十二）中有云：

“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

又《杂事诗序》云：

“逮余将行，出示此书，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世得以先睹为快，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公度许之，遂携以归。

旋闻是书已刻于京师译馆，洵乎有用之书为众目所共睹也。”

案《杂事诗》于光绪五年孟冬由同文馆以聚珍板印行，然则此王氏本当为第二种板本也。

黄君戊戌年跋云：

“此诗光绪己卯上之译署，译署以同文馆聚珍板行之，继而香港循环报馆日本凤文书坊又复印行，继而中华印务局日本东西京书肆复争行翻刻，且有附以伊吕波及甲乙丙等字，衍为注释以分句读者。

乙酉之秋余归自美国，家大人方榷税梧州，同僚索取者多，又重刻焉。

丁酉八月余权臬长沙，见有悬标卖诗者，询之又一刻本，今此本为第九次刊印矣。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

据这里所说，梧州刻当是第七种板本，长沙刻为第九种亦即是定本。

《丛书举要》卷四十五所载“弢园老民手校刊本”

中有重订《日本杂事诗》一本，重订云者当系改定之本，唯弢园生于道光戊子，在戊戌年已是七十一岁，不知其尚在人间否，且亦不能料他有如此老兴来重印此书否也。

所以现在看来，此定稿似只有长沙的刻本，后来不曾复刻，我于无意中得到，所谓觉得喜欢就是为此。

《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

至其改订的意思，在十六年的自序中很明了地说道：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

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纷纭无定论。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

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

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

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

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

黄君的这见识与态度实在很可佩服，梁任公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里说得好：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不特此也，黄君对于日本知其可畏，但又处处表示其有可敬以至可爱处，此则更难，而《杂事诗》中即可以见到，若改正后自更明了了。

原本卷上第五十咏新闻纸诗云：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

定本则云：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

注云：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

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