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现在自己伸出嘴来谈中日事情，有点像樊迟樊哙的小兄弟一样，实实是“樊恼自取”
。
可是不相干，我还想来说几句话。
这并不是像小孩玩火，觉得因危险而好玩，也当然不是像法师振锡，想去醒迷警顽。
我只是看到别人的几句文章，略略有点意思想随便说说罢了。
胡适之室伏高信二君的两篇大文都在报上读过了，两篇都写得很好，都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很佩服，但是引起我的感想的却不是这个。
我所说的是一个在东京的留学生真君十一月二十四日写来的私信，其中有云：
“前日随东师观早大演剧博物馆，初期肉笔浮世绘展，昨又随其赴上野帝室博物馆并美术馆之现代板画展等，东师一一赐为详细说明，引起无限的兴趣。
同时益觉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过去的日本却实在更可爱。
江户今虽已成东京，但仍极热望能在此多住几年，尤望明年先生也能来东京，则更多赐教启发的机会了。
然而这些希望看来似乎都很渺茫也。”
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清末的两个人，黄遵宪与叶昌炽。
黄君著的《人境庐诗草》卷八有《马关纪事》五首，显然是光绪乙未年所作，其一云：
“既遣和戎使，翻贻骄倨书。
改书追玉玺，绝使复轺车。
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
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
黄君虽然曾著《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在中国是最早也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但在中日战争的甲午的次年就敢于这样说，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
叶君诗文集外著有《语石》，最有名，殁后出版的《缘督庐日记钞》卷八记庚子六月间事有两则云：
“初九日，茝南来久谈，云日本使臣及统兵官因待中国太厚为其国主撤归，此必各国有责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迹，然而中国苦矣。
初十日，昨茝南云，庆邸回京往晤各国使臣，日使教之云，为中国计，第一请停战，第二急派兵剿义和团，无令他国代剿，失自主之权。
畿辅州邑得不致大遭蹂躏者，此两言之力也。
为我谋不可谓不忠，宜各国之有后言也。”
这里所记的是否事实我不能知道，或者茝南所谈原只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所可注意的是叶君在庚子那时对于日本的态度。
这种态度大约也不只叶君一人，有茝南等人展转相传地来说，可知这空气传播得颇广，叶君却把它表示出来罢了。
从庚子到现今乙亥又是三十五年了，突然听到了真君的话，很有点出于意外。
真君本来是颇爱人境庐的诗的，所以意见与黄君相近吧？但是这里有点不同，黄叶二君亲日的意见大抵以政治为立脚点，而真君则纯是文化的，这是我所很感到兴趣的地方。
说到亲日，我在这里不免要来抄录一篇小文，对于这个名词略加说明：
“中国的亲日派，同儒教徒一样，同样的为世诟病，却也同样的并没有真实的当得起这名称的人。
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
我们承认一国的光荣在于他的文化——学术与艺文，并不在他的属地利权或武力，而且这些东西有时候还要连累了缺损他原有的光荣。
（案如欧战时德国文学家霍普忒曼，非洲战争时义国科学家马尔可尼，各为本国辩解，说好些可笑的话。
）
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这件事只看中国出版界上没有一册书或一篇文讲日本的文艺或美术，就可知道了。
日本国民曾经得到过一个知己，便是小泉八云（lafcadiohearn），他才是真的亲日派。
中国有这样的人么？我惭愧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