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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第2页）

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

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

甚至“老外”

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

字。

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

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二十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

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

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

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

的水平。

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党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共党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

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作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

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

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

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

，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

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大使馆官员感到困惑。

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

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

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

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

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

，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

。

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

。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