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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

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

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都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文人心底的思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

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

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

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

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

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

，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

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衰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

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

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

的高潮期，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

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伙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

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从西边墙板的夹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屋里进出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

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吧，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热的对话，莞尔一笑。

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

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

这里当然也碰到了“文化大革命”

，但毕竟是小镇，又兼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云散，恢复成寻常生态。

唉，这样活着真好！

这批精疲力竭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之以最殷切的艳羡。

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志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二十来岁便产生如此暮气的归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一百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dequincey）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

昆西说，在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敲门声。

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惊恐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

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

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起于心扉间。

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