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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

考来考去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

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

此外，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

由于科举制度重视文化，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无数考生就要长久地投入诗赋文章的训练，这对文学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

有些研究者认为科举考试对社会补益不大而对唐宋文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我的观点正恰相反，认为科举考试最对不起的恰恰是文学。

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

，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

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

（《答崔立之书》），但韩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举。

进士试卷中有时也会偶尔冒出来一些佳句，依我看，千余年来科举考试中写出来的诗，最好的是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在《湘灵鼓瑟诗》的试题下写出的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直到二十世纪鲁迅、朱光潜还为这两句诗发生过口舌，真不知当年坐在考场中的钱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

但也就是这两句，整首诗并不见佳。

可以理解的是，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

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

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

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三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

这些悖论并非人为设置，而是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政治构架的深层，很难排除，因此终于科举制度在一次次左右为难中逐渐疲惫、僵化，直到丑陋。

据我所知，清代来华的不少西方传教士在考察科举制度之后曾大为赞叹，认为发现了一种连西方也还没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

，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绍。

但他们的考察毕竟是浮浅的，只是粗粗瞭望了一下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而未能窥及深潜的隐患，因此他们也就无法理解，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

的中国，怎么会造成国家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整体文明素质的日益枯窘，陷于越来越混乱和贫困的境地？

外国传教士褐绿色瞳仁中埋藏着的疑问，直到今天还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

我知道，这些疑问，不仅属于科举，也不仅属于古代。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论，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

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

不就是考一点文化知识吗？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资格吗？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热，闹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总被极度夸张的方式大肆铺陈。

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

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对国家对个人，庆贺一下、宣扬一番都是应该的，但不知怎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

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

（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

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