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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3页）

因素的蕴涵与包容。

虽然我们并不能说置身于满清中叶时的曹雪芹就已经具备了自觉的现代意识，但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如《红楼梦》这样足堪以空前绝后称之的文学文本中包含一些作家自己其实也并不很明确但却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而被逐渐发现阐释的带有一定超前色彩的因素却又是并不鲜见的一种情形。

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中潜藏有一定程度上的“现代性”

因素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虽然“五四”

前后发生巨变后的现代小说观念中的“现代性”

，肯定绝不仅仅是如阿城在《红楼梦》中发现的“诗”

的意识，肯定还包括有其他许多更为丰富复杂的因素，但毫无疑问这“诗”

的意识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笔者的理解中，阿城所强调的“诗”

的意识完全可以被置换为现代语汇中的“精神哲学”

一词。

这也就是说，当阿城强调《红楼梦》有着明确的“诗”

的意识存在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强调着在《红楼梦》人物故事的背后与语言文字的纵深处其实是潜藏着作者曹雪芹的一种横贯于整个《红楼梦》文学文本的整体精神哲学的。

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曾说《红楼梦》的“主要观念”

是“色”

“空”

。

窃以为，俞先生此处之“色”

“空”

二字，其实正是他对于曹雪芹贯穿于《红楼梦》文本中的“诗”

的意识亦即基本精神哲学的一种理解和认识。

笔者认为，是否能够在自己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中横贯一种基本精神哲学，正是衡量“五四”

后中国现代小说优劣与否的根本标准之一。

“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文学从来都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来揭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

它是依靠创作主体强劲的内在人格与卓尔不群的精神动力，向一切现实和历史的存在不断发出富有力度与深度的拷问，并以此表达一个作家独一无二的艺术理想和人生操守。”

（洪治纲《陷阱中的写作》，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洪治纲此处所强调的创作主体应以其“强劲的内在人格与卓尔不群的精神向力，向一切现实和历史的存在不断发出富有力度与深度的拷问”

其实正是对作家在其文学文本中应该确立并贯穿体现自己一种基本精神哲学这一命题的一种深刻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