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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3页）

这种“脱节”

，这种个人对历史的逃离，本是不自由的个人上演的不得已的惨剧，也可被看作一幕幕椎心刺痛的悲剧，但终究不是自得惬意、自我选择的喜剧。

遗憾的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所流露的恰恰是最后一种含义。

从这一点上说，王安忆是一位虚无的乐观主义者，她把个人对历史的忍耐力——而不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创造力——看成人的最高实现。

“忍耐”

，它并没有作为一个明确的主题出现在王安忆的作品中，但是在她把以人情世故为本体的叙事赋予不可抗拒的美学感染力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它转化为对现世情状的悠然把玩，而这恰恰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忍耐”

，对历史侵犯力和异化力的忍耐。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忍耐是致命的无力。

不冒险的和谐

无力而无意识的忍耐精神，使王安忆的近年小说呈现出一种“不冒险的和谐”

面貌。

由于她的叙述语言秉承了母语的美感，甚至可以说秉承了准《红楼梦》般的语言格调，这些作品的“和谐之美”

便很容易被认为是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承续与光大。

对于导致这种表层美学效果的深层精神成因，笔者愿意运用“冒险”

这一极具魅力的文化概念，加以审慎的辨析。

这里“冒险”

并非一个封闭的文化概念，正如哲学家怀特海自始至终所强调的那样：“没有冒险，文明便会全然衰败。”

“以往的成就都是以往时代的冒险。

只有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能理解过去的伟大。”

（〔英〕A.N.怀特海：《观念的冒险》，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它主要指涉的是：在一个其合理性、公正性和创造性已日渐耗尽的秩序中，那些挑战这一秩序的安全、常规与边界的创造性思想与行为。

当伪现实主义的僵化文学样式、瞎浪漫的“革命”

思维模式统治着中国文坛的时候，80年代的一些先锋诗人和小说家展开的“形式革命”

与“微观叙事”

就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冒险，是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但是，90年代以后，当形式修辞与私人生活领域的禁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在社会思想领域却雷区密布、公共关怀遭遇阻碍、绝对权力导致的社会不公与苦难真相被强行遮蔽的时候，艺术上不触及任何群体或个人的真实险境的“形式革命”

与“微观叙事”

则不仅不是“冒险”

，不是创造性的艺术实践，而且恰恰相反，它们充其量只能算“取巧”

而已，对于整个文明说不上有什么贡献。

因此，在这种语境下，在艺术作品中表达“自我”

对“真实”

的观照与创造，以及“真实”

对“自我”

的影响与穿透，才是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