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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3页）

龙椅乃是国之重器，是皇室权力和尊严的象征，具有不容亵渎的神圣性，慈禧再怎么跋扈、昏愚，也不至于到了强令皇帝把它“赏给”

一个刽子手的地步。

另外，一个已经失掉权力的“皇帝”

，对事实上的皇帝“太后”

自称“朕”

，而且还以反问的语气回答她的问题，似不妥当，大有推敲、斟酌之必要。

鲁迅先生在批评了晚清的讽刺小说“张大其词”

、“近于谩骂”

的缺点之后指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谓之绝响”

。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P335）他虽然批评的是一个时期的讽刺小说，其实也揭示了小说创作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那就是小说家必须有分寸感，要努力避免粗枝大叶的随意和“过甚其辞”

的夸张，否则就创造不出既活在纸上又活在读者心中的真正的人物形象。

《檀香刑》的失败，就给我们提供了应该引起注意和反思的教训，也从反面证明了分寸感和真实性对于小说创作的价值和重要性。

显而易见，暴力伤害和酷刑折磨带来的肉体痛苦，是莫言乐于叙写的题材，也是《檀香刑》的主要内容。

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痛苦和死亡并没有形成有价值的主题。

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

他对暴力和酷刑等施虐过程的叙写，同样是缺乏克制、撙节和分寸感的，缺乏一种稳定而健康的心理支持。

坦率地讲，在我看来，莫言对酷虐心理和施暴行为的夸张叙写，在不自觉中表现着欣赏和把玩的态度。

这种态度其实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精神传统。

1920年，周作人先生在把中俄文学作比较的时候说，“俄国人所过是困苦生活，所以文学里自民歌以至诗文都含着一种阴郁悲哀的气味。

但这个结果并不使他们养成憎恶怨恨或降服的心思，却只培养成了对于人类的爱与同情”

，而“中国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艺上只引起两种影响，一是赏玩，一是怨仇。

喜欢表现残酷的情景那种病理的倾向，在被迫害的国如俄国波兰的文学中，原来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国的多是一种玩世的（Cynical）态度，这是民族衰老，习于苦痛的征候”

。

（杨扬：《周作人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P265）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暴力和仇恨一直受到鼓励，因此，对于伤害和痛苦的麻木和冷漠，几乎成了中国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定势和心理倾向。

这也影响到了中国的文学。

莫言对于暴力的无意识鉴赏态度，就与这种影响有关。

我们可以通过与鲁迅的比较，来考察莫言在叙写酷虐的暴力伤害方面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