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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在身份制之下，以千百万人的不幸，供养了少数养尊处优的人，其中极少数有教养、有天分的人创造出一些传世之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承认，以契约制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取代前现代的身份制社会，是不可抗拒的、巨大的历史进步。

现在在中国，有数千万的农民利用尚不充分的自由流动机会，到城市打工谋生。

也许，有人会说，目前城市里的农民工阅读的刊物比较低俗，没有美学价值，他们为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潮流痛心疾首。

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标准是自由，农民自由流动机会的增加，是每个关心人民群众的人——尤其是作家——应该欢欣鼓舞的事，我们不能强迫农民束缚于土地，同样，他们爱看什么小说，也是他们的自由。

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繁荣，是在所有的人获得自由选择权，获得基本的温饱之后。

等级制、身份制之下的精神文化活动，是不健全，不合理的。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历史的难题；审美情趣的失落和广大人民群众自由选择机会的增加，何者更为重要？历史让人为难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使各种价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历史在进程中让人得到久已期盼的东西，同时又让人失去难以割舍的东西。

从文学家的角度看，审美情趣的失落意味着人性中某些根本的、宝贵的东西失去了，所以王安忆才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们缺少根子上的东西。”

而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提高，物质福利的增加，选择机会的增加，是更重要的判别标准。

在我看来，如果两种价值确实不可兼得，那么应该采纳第二种标准。

其理由是，后一种标准和更根本的价值标准一致，这就是：社会公正，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选择和发展机会。

而且，普遍福利的增长可以为审美情趣的增生创造条件，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而少数人的精神价值是可以与等级制、奴隶制相容的。

我们可以用文学语言说，产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代是黄金时代，但很少有人愿意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因为那时的自由人只占很小的比例。

谁也没有理由和把握说，他在那样的社会里一定是贵族或精英。

据说英国人曾经说过：“我们宁愿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也不在乎是否拥有印度。”

我觉得这话很虚伪，如果是真话，也是文人说的。

艺术家首先必须是公民，然后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而对于公民来说，平等的机会和自由的发展是基本价值。

我的主张可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如果大多数人的经济、物质利益与少数人的精神利益矛盾，我认为价值的取舍应该在多数一边。

这么理解不准确，多数和少数值得考虑，但质量和数量孰轻孰重，是需要认真掂量的。

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谈到自由，我们会面对十分复杂、深刻的问题。

比如有一种哲学自由观，黑格尔把它表达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由此可以派生出一种美学上的自由观：人的本质是自由，人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就是获得了自由，这就要求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即人性完美的人，而人性的最高境界是审美情趣。

当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比如阿多尔诺（T.W.Adorno）、马尔库塞（H.Marcuse），都把审美视为人性的最高境界和自由的最终标准。

按他们这种标准，一个人就算衣食无忧，如果他的趣味比较低级，被流行的、时髦的东西左右，比如他不会听古典音乐、看不懂高雅的绘画，只对肥皂剧和广告感兴趣，那么这个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本质——即审美能力——在商业社会中被遮蔽了，或者说丧失了，他自以为他的爱好是出于他自己，但实际上是被商业和利润法则支配，被广告设计人员牵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