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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2页）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

他如此绝望：“我的确就是如我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一只荒原狼，是一个在陌生而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一头迷途的野兽，是再也找不到家乡、空气和食物的野兽。”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

这样的象征形象，具有令人震惊的讽喻力量，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时代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所面临的价值危机和道德困境。

然而，贾平凹笔下的狼，既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象征，又不是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象征；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

本来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开端部分，曾叙述成千上万只狼如何攻陷了一座城池，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不仅如此，作者还明确交代，正是狼灾引发了匪乱，带来了人祸：“从上世纪一直到本世纪初的三四十年，商州大的匪乱不下几十次，而每一次匪乱狼却（都?）起着极大的祸害……”

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后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显然，狼正是恐怖和灾难的制造者。

按照通常的逻辑，作者应该顺着这个路向经营自己对狼的象征，把狼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凶恶、腐败的异化力量关联起来，从而赋予它以切实的象征内涵和社会批判力量。

但是，没有，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有病恹恹的厌世、阴沉沉的恨世、轻飘飘的骂世与乐陶陶的遁世，唯独缺少深刻的思想与彻底的批判精神。

从精神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旧文人；从性格特点看，他是一个怯懦、内向的人；从趣味及价值取向看，感官和物欲层面的事象更让他感兴趣，而意义和思想的领域则很少让他兴奋起来。

这样，在他的笔下，狼没有被赋予鲁迅小说中的那种象征意义，就是一件正常而自然的事情了。

狼，于是就被贾平凹当作诅咒都市文明的利器。

事实上，在《怀念狼》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诅咒”

的合理性。

最为可笑的是，小说对狼的莫名其妙的态度和看法，竟是来自一个喝了不止二两酒的官员的近乎戏言的一通胡话。

商州行署专员在大礼堂“作关于商州地区现状”

的报告的时候，说商州还有十五只狼。

“这句话箭一样射进我的耳朵”

（多么拙劣的比喻!）。

还说，他让人普查了一遍，还为这些狼编了号。

在他看来，狼对于商州的山民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

“假如没有狼，商州会成什么样子呢?你们省城的人是不了解山地的，说个简单例子吧，山地里的孩子夜里哭闹，大人们世世代代哄孩子的话就是‘甭哭，狼来了!’孩子就不哭了，假如没有狼，你想想……”

“这我是了解的，狼对孩子们来说是恐惧的，”

我说，“没有狼不是更好吗?”

“那孩子就一直要哭下去了!”

我笑了：“你是个生态保护主义者!”

“我是专员!”

他说，真地就给我讲起了大道理。

（第21页）

商州专员的话，显然昏愚得不近情理，近乎春梦里的呓语，酒桌上的笑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

这个“深受过狼灾的土著人”

同意“专员”

的观点，并不影响“我”

肉麻而不着边际地恭维他：“而一个专员，能在普遍急功近利的仕途上将保护和禁猎的事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在中国若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少而又少的难得，作为我是应该热烈响应和积极配合了。

当然更令我惊讶和着迷的是这才多少年，一个威胁人类的危险将可能成为一道供人欣赏的风景，这其中的内涵一下子刺激了我沉寂了很久的创作欲望!”

（第23页）总之，“我立地成佛，突变式地成了一位生态保护主义者”

，（第23页）还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要为这些狼拍照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