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对侵略者的抵挡在表面上还算是隐蔽，不过敌意倒是若有若无地散发着，不知道少校如何对此熟视无睹。
天已经全黑了，路面湿滑得像泼了油，该死的雨又在不停地下。
我烦躁地用指头敲打着车窗窗棂。
“把窗户关上，夏尔特。”
开车的男人威胁到，“如果你再晕过去我保证会把你绑在病床上。”
“罗斯托克先生，”
我哑然失笑，“我有没有说过您某些时候真的特别爱唠叨。”
他没有回答，却冲我翘起了嘴角。
我很难形容这样奇怪的感觉－－他现在在我眼里是一个普通人，有血有泪，懂得悲伤和爱护，我发现自己原来似乎很少考虑这一点。
他曾经在我面前显露过一丝丝人性化的东西，但是在愤怒和仇恨掩盖下我把它们都自动忽略了。
太过单一的感情会蒙蔽人的眼睛吗？我太爱玛瑞莎，因此也曾经特别地恨他！
当我真正了解他，我又隐隐约约开始同情他。
可是我很清楚，我不爱他，一点也不！
这势必又给他造成一种伤害……
哦，上帝，惩罚我吧！
我知道这个时候巴黎那边更需要我，却对身边这个人留心起来了！
暗暗地斥责了自己，我尽量让思路回到眼前的大麻烦上来，然后闭上了眼睛……
进入巴黎市区以后已经是深夜了，我没有回家。
少校用他的“身份”
很方便地租了一个旅馆房间。
我伪装成一个洗衣店老板打电话到拉丰的办公室，他的值班秘书告诉我他已经离开了近九个小时了，而且是被几个穿便衣的警察带走的。
我暗暗叫苦，看来即使我没生这场病也来不及了；中士已经迅速地在这边行动，而且一箭中的，直接找上了剧团的麻烦。
我猜在管理人员登记簿上挂了个名的西蒙一定也在劫难逃，但更担心母亲也遭到了讯问。
尽管在拨号时我拼命祈祷，可是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慌乱不已的多利奥小姐哭哭啼啼地告诉我，今天下四点多钟的时候，两个警察和三个德国人来带走了我母亲，说是牵涉到一桩间谍案。
就像一桶冰水临头浇下来，我的全身控制不住地发抖，死死地攥紧了听筒。
“他的动作比你想象的还要快，对不对？”
少校用手按住我的肩头，“这次他摆脱我单独行动，也许是早就计划好了的。
夏尔特，我不得不说，你的母亲和朋友非常……危险。”
“不，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