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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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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王安忆的同龄人，我有与她相同的自豪。

在文革全国武斗期间，在下乡劳动的艰苦日子中，我们精神上的追求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非常强烈。

我记得，当时为了借阅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可以走三四十里的山路。

为了反复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我把《西方名著提要》和《分析的时代》几乎整本抄写下来。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文革中，在整个改革开放以前，和现在相比，全民族或者年轻的一代人中，文学欣赏水平和文化教养，现在比过去要高得多。

说到底，促使王安忆发出感慨的强烈对比是；以前在几乎没有条件，甚至危险的情况下，还有极少数人顽强地追求，而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文学名著几乎应有尽有，伸手可及，但许许多多的人却无所追求。

但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并不是今不如昔，条件的巨大差别无论如何不可回避和忽视。

如果说，现在许多人沉溺享乐是人性和环境的自然产物，那么有不少人能欣赏文学名著也是自然的。

如果承认，从某种角度看，在社会转型期确实有精神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张，为了拯救某些人的审美情趣，我们需要放慢经济建设的速度，减缓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呢？我认为绝对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从前现代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根本特点，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身份制变为契约制，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为自己的前途进行设计和选择。

前现代化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特征是，人们受天生的、不由自己选择的东西束缚。

比如你是农民，就天生比城里人矮一截。

你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劳动保护和医疗卫生福利。

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城市生活必需的粮食、副食品、布料等等，都是凭票供应，根本没有农民的份。

农民想进城，没有生产队开证明就寸步难行：旅馆不让住，即使你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一查户口就说你非法，马上滚蛋。

在这个方面，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就可以像一个小皇帝，控制了你的行动自由。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根据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入团、入党、就业、参军、升学各个方面受到歧视，自己的努力不算数，也就是说，你学习再好，工作表现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处。

如果你的班主任或上司有人情味、通情达理，你还有一点希望，如果你碰到“坚持原则”

的人，那么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所以说，你的前途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而不是由你的才能和努力决定的。

在那样的岁月，我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爸爸？”

现在，身份对人的束缚正在开始解脱，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吃饭，只要钱，不要粮票。

如果你得罪了上级，你可以调离或跳槽，就像古人说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不至于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挨整、受气。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身份制时代，可以产生灿烂的文化。

比如古希腊是奴隶制，但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人。

在中国的清代，产生了《红楼梦》这样的不朽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