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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3章（第3页）

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

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

这

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

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

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

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昔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

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

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汽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

起初写的

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

为隐语。

其后在很多作品

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

正式以抗战

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

我们都

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

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

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

。

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

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

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

也被列名其内。

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

。

他踌躇仿煌之际，我便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