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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九述略（第2页）

既被其害，无从表白申诉，而又愁苦无聊，安得不愤懑切齿，为盗为乱，思欲得当，以为出尔反尔之计。

……是以逆虏乘流寇之讧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既以贪利之心，兼欲乘机而伸其抑郁无聊之志，于是合力一心，翘首徯后。

彼百姓者，分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神，其心既变，川决山崩。

以百姓内溃之势，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财，以到处无备之城，怖之以狡虏威约之渐，增虏之气，以相告语，诱我之众，以为前驱，所以逆虏因之，溥天沦丧，非逆虏之兵强将勇，真足无敌也，皆士大夫为之驱除耳。”

《阳九述略》收在《舜水文集》中，作为卷二十七，又有单行本，与卷二十八《安南供役纪事》同作一册，寒斋于全集外亦有此本，封套上有椭圆朱文木印云，全集抄出印本五十部之一。

民国初年有重编铅印全集，云校勘出马一浮手，而颇多谬误，今所据仍为日本刻本。

此文末署辛丑年六月，盖明亡后十七年，留予其门人安东守约，文经传刻，多有生涩处，或由字误亦未可知，今悉仍其旧。

所说官民断送明朝本非新的发见，唯语颇深切，且谓清兵宣传均田，人民悉受其愚，此种传说殊有意义，觉得更值得提出来加以注意者也。

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此亦是古已有之，或者如朱君所言，不足责矣。

但是士大夫，为什么至于那么不成样子的呢？说是崇祯皇帝刻薄寡恩，却也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何至与流寇同一鼻孔出气，这个原因一定是有而且很深的。

我在小时候看过些明末的野史，至今还不能忘记的是张献忠这一段之外便是魏忠贤的一段，我觉得造生祠是划时代的大事，是士大夫堕落的顶点。

看过的书一时找不着了，只就《二申野录》卷七天启六年丙寅项下摘抄本文云，浙江巡抚潘汝桢请俯舆情，鼎建厂臣祠宇，赐额以垂不朽，从之。

小注云：

“礼部阎可陞曰，二三年建媚献祠，几半海内，除台臣所劾外，尚有创言建祠者李蕃也。

其天津河间真定等处倡率士女，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目中真不知有君父矣。

创建两祠者李精白也。

其迎忠像旗帜上对联有云，至神至圣，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常明。

若乃毛一鹭之建祠应天，姚宗文张翼明建祠于湖广大同，朱蒙童建祠于延绥，刘诏蓟州建祠用冕旒金像，吴淳夫临清祠毁民房万余间，河南建祠毁民房一万七十余间，江西建祠毁先贤澹台灭明之祠，诸如此辈不可胜纪。

上得罪于名教，下播恶于生民，取百取千，只博泥沙之用，筑愁筑怨，争承尸祝之欢，皆汝桢之疏作之俑也。”

至于生祠的名号，据《两朝识小录》说，自永恩祠创始而后，有怀仁，崇仁，隆仁，彰德，显德，怀德，昭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报功，元功，旌功，崇勋，茂勋，表勋，感恩，祝恩，瞻恩，德馨，鸿惠，隆禧，已是应有尽有，就只没有说出圣神这两字来，但杭州的祠建于关岳两祠之间，国子监生陆万龄呈请建祠于太学之侧，则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陆监生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子疏云，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礼宜并尊。

此种功夫原是土八股的本色，唯其有此精神，乃能知单迎贼，舜水列举士大夫的恶迹，而未曾根究到这里，殆只知症候而未明其病根也。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闭户读书论》，其中有云，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这话未免太阴沉一点了吧，我愿意改过来附和巴古宁的旧话，说历史的用处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再如此。

明朝甲申之变至少也该给我们一个大的教训。

民不聊生，为盗为乱，又受外诱，全体崩溃，是其一。

士人堕落，唯知做官，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是其二。

这两件事断送了明朝，至今已是三百年，引起现在人的追悼，继以嗟叹，末了却须得让我们来希望，如巴古宁所说，以后再没有这些毛病了。

《阿房宫赋》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两句话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却是很有意义的，引来作结，倒也适宜。

论史事亦殊危险，容易近于八股，故即此为止，不复多赘。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