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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

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

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北国初春有所思

一　高空的遐思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

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

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1997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

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及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我充分了解，期望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这一点中方和香港人的意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都盼望越少改变越好。

中国当局肯定维持香港的现有制度对中国有利，香港人更觉得保持不变以香港人有利，那为什么要改变呢？中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就是以国际条约与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现有制度尽可能不作改变。

由于共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差异，香港人期望能争取到一些保障。

中方为了使香港人安心，在许多方面都作了让步。

我认识到什么是中方让步的极限与底线，当时的所谓“主流方案”

与“双查方案”

，相信已到达了底线；而其中“取消大选举团”

、“10年后公民投票”

等几项，事实上已超载了底线，中方是勉为其难才同意了的（在“六四”

之后终于叠同删除）。

但当1988年秋冬之季，香港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内情，认为基本法的草案制订得大大不够民主，甚至是违反民主。

现在彭定康挟英国举国之力，再加上美、加、澳的国际政治势力，企图旧事重提，推翻基本法成议，改变功能团体选举性质，加速直选，这能做得到么？

我相信不能够。

目前要修改基本法的规定固然不可能，即使在1988年、1989年，彭定康先生就算当时已是港督，结合急进民主人士提出这一套主张来，也决不能为中国当局所接受。

在1988年时许多人不了解这一节，到了今日，从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应中，总应该明白了吧。

中国当局不愿改变香港现存的稳定繁荣局面，不愿急剧改变政治制度，拿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香港来做冒险性试验。

决定了的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发展，有了确定的成绩，局面稳定，再前进一步。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先例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

全面直选的到来最迟得十年，决不致拖垮经济。

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去北京之前，查济民先生（他是高我三辈的族尊）吩咐我为《香草诗词》的第二辑写几首诗。

《香草诗词》是前香港基本法草委所作诗词的一个集辑，两年前已印了一辑。

济民先生70岁开始学诗，今年刚做过了80大寿，对作诗填词兴致很高，有些讽世忧时之作着实不错。

我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长者命，不敢辞，半宵不寐凑成了四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