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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2页）

但现在呢，中国许多人的追求可以用一篇小说的标题来表达，这就是朱文的“我爱美圆”

。

现在，我想就王安忆提出的观点，谈谈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精神文化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揭示种种精神文化方面的低下行为和现象，抨击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哀叹人性的枯萎与丧失，尽管比随波逐流，一味迁就现实、迎合现实要高尚许多，但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

古往今来，在时代动荡、社会变迁时，总有人出来为“人心不古、世道淋漓”

敲警钟，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证明，现代化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使人在精神文化方面失去一些优雅、细腻、敏感东西，另一方面在实际上解放了人，使多数人挣脱了贫穷、落后、人身依附的羁绊，代表了不可抗拒的进步。

因此，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不仅使人不安和忧虑，而且使人看到希望，产生期待。

准确地说，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使人产生困惑，感到两难，使人在作价值判断和取舍时不知偏重哪一端才好。

我的观点是，我们看问题不仅要从文学方面看，而且要从社会和历史方面看。

首先，我必须说，我不赞成王安忆的这个说法：文化大革命时虽然物质匮乏，但那时人们内心的东西、精神生活是丰富的。

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因，她有很多文学作品可读，这甚至成就了她的作家生涯。

客观地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文革十年动荡，我看了大量的小说，还自学了一些自然科学、英语、德语，等等，文革结束恢复正常秩序之后，少数一直没有丢书本的人就容易得到机会，脱颖而出。

我甚至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青年学生中存在一个“地下读书”

和“地下写作”

活动，以致于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

但是，文化大革命不但造成了生产、物质方面的大破坏，而且是一场对文化本身的革命和破坏。

我们知道，文革期间，中国8亿人只能看8个所谓的“样板戏”

，一切中外名著，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一概被说成是“封、资、修”

，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些所谓“坏书”

被禁止阅读，读书是很危险的。

我自己经历过看古典小说被没收，想买马克思的原著差点被抓的经历。

我认为，说现在是物质丰富精神匮乏，以前是物质匮乏精神丰富，是偏颇之言。

另外，我还想深入地分析一下有些文学家坚信不疑的说法：民族的苦难会诞生优秀的作品，国家不幸诗歌幸。

王安忆的今昔对比，和以上说法有关系。

有人把沙俄时代的残暴专制与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伟大文学成就作对比，力图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艺创作起负面作用，似乎匮乏甚至苦难的生活也有某种可取之处，甚至是精神发展、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苦难与文学繁荣昌盛或衰落并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时代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物质繁荣和文学、文化的昌盛是同时并进的。

文革的匮乏与苦难并没有使中国产生不朽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