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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中（第3页）

不曾存在过那样一个人。

她在高压下背弃了他她在自责中沉沦倘若真的如此，世界和生活就都还算单纯。

依旧是盛夏，柳树上的蝉儿依旧一声声长鸣着。

依旧是静静的中午，她溜出了宿舍，穿过暗魅魅的走廊，拐弯，下楼，出楼呀，满墙斑斑驳驳的红纸绿纸。

世界成了一张涂写得乱七八糟的大字报。

不懂。

她追到校门口，那辆运送他们的大卡车已经开动了。

扬起一些尘土。

她到了他的后脑勺。

那使她生出无限怜的后脑勺。

这后脑勺没有向前拉直，也没有向后旋转。

她知道他不会怨恨她。

没有人知道他和她的特殊关系。

没有人要求她特别为他表态。

自从事态明朗以后，他没有找她，她也没有找他。

蒲公英的绒毛儿逆光飞着，旋转着，升沉着，远了，远了

她告别了那个后脑勺，告别了她隐秘的初恋，告别了对世界的天真的法，告别了温柔和羞怯。

她努力忘掉他。

她也的确曾经几乎忘掉了他。

什么在响哦，是电梯顶棚上的风扇。

什么在响哦，是银行里的算盘。

她的丈夫，一个浑身都显示着与世无争的会计，当年正是在银行里，搓着手，谦恭地微笑着，由介绍人介绍给她的。

当时环绕着他们的气氛，就是一些不紧不慢的算盘声。

她丈夫中等身材，站在高个子面前不会使高个子尴尬，站在小个子面前也不至于使小个子惭愧。

她丈夫体躯清瘦而不干瘪，五官端正而不俊秀。

那是个谨小慎微的好人。

“小点声，你小点声”

丈夫时常望着与邻家之间的隔墙，提醒着她，“小声点好。”

一九五八年，银行里和学校里都补划了右派。

丈夫买回来一罐臭腐，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块搁到瓷盘里，压低嗓门对她总结说“少提意见，少发言，别得罪领导，别管闲事，别胡思乱想”

他就用那臭腐下酒，嘬着滋味，害怕，然而满足。

一九六〇年，人们都听说了关于彭德怀的事。

丈夫带回一包蜜枣来，珍惜地一颗一颗地摆到瓷盘里，对她的小声询问和议论只是不住地摇头，最后抬起眼睛，可怜巴巴地哀求她说“咱们没听过传达，是不咱们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该议论，是不”

他递给她一颗蜜枣，提醒她吐核时要小心那枣核两端非常之尖，弄不好会刺破嗓子眼的。

他们平平安安地活过来了。

她为他生了两个女儿。

在十年大动乱当中，他们没有被抄家也没有去抄别人的家，没有被揪斗也没有揪斗过别人，没有下干校也没有被扣发过工资，既不是“保皇派”

也不是“造反派”

，甚至也不是“逍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