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力文学网

22（第2页）

对这样的问题，如果由我来论述未免有自我辩解之嫌，而如果不论述则放弃了一个文化人的责任，怎么办呢？我最后选择的方式是：等围攻我的某个风潮过去之后，我可以在自己的文集而不是在报刊上顺便论述一下这些重要问题，既把当众辩解和反击的色彩洗去，又让重要保留其重要。

但我在论述中仍然努力避开真名实姓，以免纠缠在人际关系里。

就文化课题而言，人际关系永远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本身。

只有一次破例地要因人而辩解，只因为这个人重要，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钱钟书先生。

今年年初北京某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用醒目的大标题批判我对钱钟书先生的指责。

我指责钱钟书先生什么呢？据说是指责他反对文化人参与电视的观点。

我的指责是在何处发表的呢？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也不在任何一个课堂上，据说是跑到西北某地向一位当地记者说的。

说了什么呢？好像是说我不同意钱先生这方面的观点，至于“这方面”

到底是什么方面，也不明不白。

但尽管这样，批判我的文章却写得不短，语气激烈，洋洋洒洒，很像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难怪海外报刊立即作出了反应。

当读了这篇文章的朋友们纷纷打电话来报告之后，我静心回想，怎么也想不出钱钟书先生有任何反对文化人参与电视的观点，我只知道他热情支持我的朋友黄蜀芹导演把小说《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有过一些重要的谈话和通信，这事在我讲授电视文化的课程中历来是作为高层文化人支持电视文化的佳例来举的，怎么正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颠倒？颠倒我并不要紧，问题是把钱钟书先生也颠倒了，好像他确实反对过文化人参与电视似的。

如果真的反对过，但自己又同意把《围城》改成电视剧，钱先生成什么人了？批判我的那篇文章当然是貌似捍卫钱钟书先生的，但却是先把他颠倒了再加以捍卫的，钱先生如此年迈，被这么折腾真是于心何忍，因此我立即向该报投寄了一则简短声明，为钱先生洗诬。

如果这事不涉及钱先生，他们再批判我也不会吭声的。

因为不管我对电视文化说过什么话，是真是假，是对是错，都不重要。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有些传媒总是在既不作核实、又不作判断的情况下发表各种捕风捉影的传闻，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人造浪”

，让旁人看轻文化界，倒实在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不过这种重要是对传媒的质地、社会的风气而言的，对于被害人来说，既然是捕风捉影，也就不必把它看得太重要了。

我的这种态度，与年轻时有很大不同。

当时坚信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决不忍气吞声，甚至认为一味退让是一种老滑哲学。

后来经历一些事情后终于明白，既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它们清清楚楚地在那里，就不必多费口舌。

如果黑黑白白地争个不休，到头来倒真有可能得出一个不黑不白，灰不溜秋的奇怪结果。

尤其是这些年痛心地旁观了文化界大大小小的纷争后更加坚信，保护中国的文化生态已是当务之急。

过去我们总习惯于以战斗来保卫什么，现在才懂得一个基本道理，节约能源消耗，是最大的生态保护，而战斗，却是一种巨大的能源消耗。

有时也会起念，认为澄清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就是在校正和改善文化生态，但这毕竟又把自己看重要了。

我们没有那么典型，那么关键，一时的争论也可能为我们挽回了名声，但挽回了名声的我们是否能够担当重任，足以弥补人们在注意力上的耗损？如果不能，那就只好用节约来降低耗损了。

世界上有多少真正堪称重要的大事需要人们关注，人们的时间太少了，媒体的空间太小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转型时期的群体性注意力太珍贵了，而我们，实在太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