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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工之辩（第2页）

或是原文未必佳妙，原作者未必高明，那么马虎的翻他一下也不见得真是怎么难，不过这类东西又未必有人愿意翻译，我们即使有闲，就是茶也好喝，何苦来自寻烦恼，在白纸上去多写上许多黑字呢。

翻译白费心力固然是烦恼，而凭空又负上些责任，又是别一种烦恼，或者是日本所谓迷惑。

我刚说翻译藤村文章没有责任，便是因为那时要出藤村特辑，纪念藤村的是非其责自在编辑者，应命为文的人别无干系，若是自己自动的翻译介绍某一作品，那么这责任就要自己去负，也实在是一件很有点儿麻烦的事情。

譬如你翻译古典作品，不免有批评家要责备说为什么不介绍现代，如介绍了明治时代作品，又会得怪你不看重从军文士。

古人说，责备贤者，自然也是光荣，在旁观的看来，总是有点不讨好，殊有狼狈不堪之印象。

不过这里只是客观的说，在自己却自有主观，翻译的时候还是照自定的方针去做，因为自己相信所做的工作是翻译而不是通译，所以没有那些责任。

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

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是颇强人意的事，只要自信坚定，翻译仍是可做的，比较成问题的还只是自己的能力。

谈到这里，我对贵刊想说的话差不多就齐全了，文章虽不能写，翻译尚想努力，但是在原则上努力不成问题，何时能够实现却未可知，因为这有力的分量的关系。

本来根本不是罢工，可是不免似乎有怠工的样子，上边这好些废话就只是当作一篇辩解。

末了顺便附说一点浅陋的意见。

我觉得中日两国民现今迫切的需要一个互相坦白的披露胸襟的机会，中国固然极须知道日本，而在日本至少同样的也有知道中国人之必要。

理想的办法是各人先讲各人自己的事情，无论怎么说都好，只要诚实坦白，随时互相讨论商榷，不久自然可望意见疏通，感情也会和好。

若是甲国专来研究介绍乙国，乙国对于甲国也同样的做，那么是结果大概过犹不及，如不是太偏于客气，便将偏于太不客气。

在中国与日本，我恐怕这情形就是如此。

将来最好变换一个做法，由两国分别办一个大杂志社，中国方面由本国切实的学者文人主稿，撰述关于中国各问题的论文，译成流畅的日本语，按期刊行，供日本国民的阅读，同时日本也照样的办一汉文杂志，这也未始不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办法。

中国的杂志以介绍中国为主，但亦可留下十分之三的地位登载关于日本的文章，以便与日本方面交换意见，日本则附载关于中国的论文。

这种有大使命的刊物其实倒很容易办，既然深切的感到东洋民族的运命是整个的，非互相协和不能寻出生路，但能一切出以诚实坦白，消极的条件只须不失国际的礼仪，那么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谈或是谈不通的。

即如杂志的名号，中国所出的便可称为“支那ト日本”

，日本的称为“日本与中国”

，—中国人不必厌恶支那之别号，日本也无须再对中国二字表示争执了。

写一封信，乃竟拉扯到三千言，已经有点可笑，末后又说梦话，这梦太好了，霍地醒转时将大失望，还不及做恶梦惊醒觉得快活，不过梦由心造，这里的意思总是诚实的，无妨说说，既然写下之后也就不再涂去。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文章当然是不足道，但可以表示我近五六年所用心的地方，若是中国要发刊梦想的杂志，我愿意贡献出去，还可以继续效力，关于日本的则只有那篇《日本之再认识》，事实上是一纸关店的声明，由此可知鄙人所言全无虚饰，亦当为朋友们所共谅者也。

草草不尽，即颂撰安。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和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