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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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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读者听了王安忆的这些话，引起的是共鸣，还是反感，认为她所说的是有洞察力的肺腑之言，还是自鸣清高的惊世骇俗之论？我想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先对她的说法作一点辨析。

首先，应该知道，王安忆感觉到的问题，不仅是发生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特殊问题，而且是时代性、世界性的普遍问题。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外界和得到更多物质利益的力量就大大增强。

人们越来越忙碌，越来越想抓住过好日子的机会，越来越离开自己的内心生活。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亲戚相聚，朋友见面，如果没有唱卡拉OK的节目，没有用看电视来打发时间，往往会觉得有没话找话的困难。

我去年游览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和莫扎特的家乡萨尔茨堡，看见在歌剧院、音乐厅前，有不少身穿华丽古装的人在推销歌剧和音乐会票，但很难卖出去，不论本地人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行色匆匆，对高雅艺术缺乏兴趣。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人们要去酒吧、渡假村和旅游地，而古罗马哲学家兼皇帝安东尼在《沉思录》中说：“人们常常喜欢去海滨、山麓或人迹罕至的地方修养。

然而这只是一种庸俗的想法，因为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本来就有能力退隐到你的心灵中去。

一个人心灵中如果思想宁静、心境和谐，便是世界上最幽静的地方。”

确实，以教养和风雅为荣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以沉湎于内心生活，追求内心生活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应该看到，文学、艺术活动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的精神追求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得到满足，比如，看画展、听讲演、看电影、上网聊天等等，审美情趣不仅仅表现为阅读小说，我们可以理解作家和文艺刊物编辑因为小说、杂志卖不出去的苦衷，但我们不能同意他们单纯以是否阅读小说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教养和情趣的标准。

在封闭和文化禁锢的年代，人们什么也不能干，剩下的只有看小说，要把这单纯地说成是好事，或者主要地是好事，恐怕不合情理。

其实，能读到好小说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因为读禁书遭罚甚至受难的人也不在少数。

第三，应该了解中国教育、升学制度的特殊性，现在的升学制度被人们叫做“新科举制”

，这个制度对个人艺术修养和精神文化追求往往起到抑制作用。

中国学生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处于更残忍的竞争和更无情的升学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把本来应该用来阅读小说和从事各种修身养性的时间用在完成大量的作业、练习，应付一个接一个的考试上面，用在考TOFLE和GRE上面。

这不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问题。

尽管可以对王安忆命题作一些限定，但我觉得总的来说她的看法成立。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状况和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有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比如金钱至上的倾向，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爱好、情趣的低下，精神面貌、语言的粗鄙化；追逐时髦和流行式样。

我近年来在欧洲、美国等一些国家任教、作学术访问或者旅游，我认真地观察、比较过，我认为，我国的年轻人读小说的爱好确实不如欧美青年，他们的课余爱好、职业考虑、上大学的专业选择等等，功利色彩要强得多。

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遇到很多中国学生，和他们交谈过，他们的专业选择和今后的职业考虑基本上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际”

，一个是“贸易”

或“经济”

。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学文学或者哲学的学生。

大约在8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他归国后写了一本书，题目叫《中国问题》，他在书中说：“我本想前往中国教学，但日子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教我的却越来越多……重视智慧或者美、或者重视人生快乐的人，肯定会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比喧嚣的西方更富有。

我希望我能够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

我觉得，罗素的这番话不免有西方人盲目崇拜所谓“神秘的东方”

，因而发出过分谀美之词的嫌疑，但他景仰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还是有相当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