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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等上海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上种红菱下种藕》写的是八九十年代市场化转型期的浙江乡镇人家的日常生活，《新加坡人》写的是当下上海新贵及其周围人等的日常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把这些“日常生活”

的广阔时空裁剪为单一的“物质生活”

的一角。

对于她笔下的人物，作家不表现他们任何带有“精神主体性”

的情感悲欢，不揭示任何现实历史带给他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变故，不触及任何“日常生活”

里蕴藏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生活和灵魂戏剧。

当然，所谓的表现、揭示和触及“他们的精神主体性”

，其实正是作家自己的精神主体性。

作家在小说中放弃了对“自心”

与“他心”

的探究，而选择了从“物”

（其中，“规则”

是“物”

的一种）的角度、非智力化与非精神化的角度，若即若离地揣测和解释世界的秩序。

于是，底层如富萍们、小康如照顾秧宝宝的李老师一家、资产阶级如“新加坡人”

，他们触摸的是物，思考的还是物——简陋的物：帐本、布头、饭菜、家务、邻里关系……繁华的物：酒店、饭局、俱乐部、摩登时尚、阶层社交……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作家的秩序意识——或曰“世俗规范”

意识——时时流露出来，有时是无形的流露，有时则是流露在行文里，流露在那种中产阶级式的、“规则掌握者”

的优越感语调中：“那两个小妹妹都有些呆，做梦人的表情。

这是年轻，单纯，生活在小天地里，从来不曾接受过外人馈赠的小姐。

所以，对自己得不着的东西想也不敢想的。

这就是本分。

别看这城市流光溢彩，繁华似锦，可那千家万户的宝贝女儿，都是这样的本分人。

其实是摩登世界磨炼出来的，晓得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人家的，不能有半点逾越，这才能神色泰然地看这世界无穷变幻的橱窗。”

“到底是自知没有骄人的青春，很识相知趣，一点不放纵任性。”

（王安忆：《新加坡人》，《收获》2002年第4期）“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

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

她们走在马路上，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

（王安忆：《富萍》，第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本分”

、“识相知趣”

、“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

……虽然这些只是一种认不得真的叙述语调，但是它们表明王安忆观察人与外部世界的角度——阶层标志、世俗规范已成为她近年作品的核心内容。

如果说文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打破世俗等级规范加诸人类的物质羁束，代之以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有的精神平等与灵魂自由，那么王安忆的近年作品则表明她已放弃这一价值路向，转向了对世俗规范和现实秩序的认同。

如果追溯得远些的话，王安忆的这种认同，可以说是对“绝圣弃智”

的道家自然主义传统和“长幼有别，尊卑有序”

的儒家等级传统的回归。

在一个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盛行的时空里，一个经典化作家选择此种价值立场是令人扼腕的（当然，无庸讳言，笔者的如此感叹也是源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