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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3页）

，借用怀特海的话说，就是“在相对缺乏高级意义客体的经验中的那种性质上的和谐。

……这样……派生出的和谐是一种低级的和谐类型——平淡、模糊，轮廓和目的都不突出。

在最好的时候，它只能以一种陌生感激动起来，而在最糟的时候，它便凋零为无意义的东西。

它缺乏任何能激动深层感觉的强烈而兴奋的成分”

。

（〔英〕A.N.怀特海：《观念的冒险》，第329页）

“在相对缺乏高级意义客体的经验中的那种性质上的和谐……它缺乏任何能激动深层感觉的强烈而兴奋的成分。”

——这句否定性的话语虽然不那么中听，但我个人认为它的确适于评价王安忆近年文本的“和谐”

特性：她近年小说的主人公，其个人主体性被极大地弱化，其灵魂世界不被呈现，其行为严格遵循日常生活的机械生存准则。

在《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新加坡人》等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机械生存准则”

被提升到存在本体论的地位，并以一种“东方奇观”

的形态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

——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缺乏“意义”

和能激动深层感觉的成分。

同时，在作家对人物和环境的叙述态度里，则隐含着她无处不在的“世俗规范性”

思维，隐含着她对中国传统的自然价值观的回归，这种意愿无声地体现在她营造的“浑然”

与“和谐”

的美学意境里，构成一种对深受西方都市文明濡染的现代人（包括东方的与西方的）而言十分陌生的“东方情调”

，以及由这种“情调”

而引起的沉浸和迷醉，但是却不能引起局内之人对此种充满“物质性”

或曰“精神贬抑性”

的文化的必要省思。

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安忆自《长恨歌》以后所写作的长、中、短篇小说，其精神内涵、写作手法、结构方式、语言形式等方面的单调重复，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她似乎已形成一套关于“东方平民生存方式与价值观”

的表达语法，她的近年所有小说几乎都是这种“语法”

的变体。

她的写作寄身在这个无论是官方民间、还是精英大众都没有异议的“语法”

里，在其合理性已日渐耗尽的现实秩序和文化秩序中显得既和谐又安全，没有给沉睡的文化文学空气以任何清新的刺激。

对于一个被经典化的作家而言，这可以说是令人遗憾的。